本文考察了性别认同对我国婚姻市场和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1）婚姻市场中女性收入超过男性的潜在概率越高会使结婚率越低，使用Bartik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根据梯度匹配考虑婚姻市场间互动的情形，所得结论依然稳健。（2）家庭层面妻子潜在收入超过丈夫的概率越高会使妻子劳动参与的概率越低，也使有工作的妻子的实际收入越有可能低于其潜在收入；此外还会使妻子相对收入越低，就业身份越有可能是家庭帮工，而此时丈夫的实际收入越有可能高于其潜在收入。（3）家庭收入很低的群体由于不能付出“妻子不工作”的代价，性别认同规范被弱化。（4）低教育和农业户口组受到性别认同的影响更大。现阶段我国面临劳动供给不足的形势，通过教育和城市化减弱性别认同的影响以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是缓解劳动供给不足的可行之策。

利用中国2007-2014年间各省份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倍差法和三重差分方法检验了中国排污收费政策的治污效果。我们发现中国排污收费政策虽然因征收标准偏低、“内生执法”等问题而广受质疑，但其仍具有非常显著的减排效果，一方面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单位工业产出污染物的排放，工业二氧化硫排污强度相对降低了1.9-2.9千克/万元，另一方面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也相对降低了1.19%-1.57%。同时，我们发现此次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并未引起污染转移效应，相应污染企业选择对污染进行治理而不是逃避环境监管。通过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检验，我们发现此次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不仅促使企业加强了污染末端治理，也激励企业加强前端预防的管控手段，在相对降低单位工业产出煤炭使用的同时，相应企业的生产工艺也得到了显著改善。